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摘要 本論文主要處理二次大戰後，台灣社會內本省籍人士－包括作家和實際參與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的參戰人員，他們在戰後透過文學作品（小說）和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等）的方式傳達戰爭經驗時，其中所蘊含的對戰爭詮釋意義轉變以及包含文學、歷史文本與外在社會互動所產生內在、結構上變化的關係。因此，本論文處理的人、事、物可以簡明分為－人：戰後台灣三代的本省籍作家、台灣人原日本兵和外省人第一代與第二代；事：二次大戰的東南亞、華南戰場部分和國共內戰；物：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小說、自傳、傳記和台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在分析的主軸上，則分別以文學文本的小說和歷史文本的訪談錄、回憶錄等為對象，探討兩種文本在呈現戰爭經驗的書寫內容裡，有何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描述重點，並且試圖分析這些不同之處所代表的意義。 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在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普遍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沒有受到重視並不代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不夠豐富。其實以目前文學界普遍接受的戰後台灣三代作家（以本省籍為主）分類方式來檢視，就會發現從戰後第一代至第三代作家小說中所描繪出來的戰爭經驗除了不少於一般認知外，也會發現戰後三代本省籍作家在描述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時，小說文本中戰爭書寫的特質有從第一代的偏重「經驗」逐漸走向二、三代的偏重「認同」，也就是說對於第一代台灣本省籍作家而言，他們在戰後書寫的戰爭經驗小說，其實是包含在以追憶日治時代生活為主題下的創作，所以親身經歷的戰爭只是時代背景的一部份，在小說書寫上也偏重經驗性的描寫。對於第二、三代作家而言，他們並不像第一代一樣完全親身經歷過二次大戰，加上戰後所受教育中歷史論述的影響，戰爭對他們來說是藉以追溯完全陌生的父執輩過往歷史的一種方式，所以在第二、三代書寫的戰爭記憶小說中，戰爭成了小說中真正的主題，而他們在透過重述父執輩戰爭經驗以從事創作的過程裡，父執輩口中的戰爭經驗成了他們筆下的戰爭記憶，也成了「歷史」。因此，成為歷史的戰爭，在第二、三代的小說也就成了可以詮釋的主體，而非用來襯托回憶的客體。 在以訪談錄、回憶錄為主的歷史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本論文指出現階段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紀錄，其實並未發揮到完整記錄「戰爭經驗」的目的，這是因為受限於第一個因素是訪談人在未有足夠瞭解二次大戰的背景知識下，導致在採訪實際參戰者時，往往容易忽略了戰爭除了破壞、傷亡外的其他經驗層面，如戰時文化等；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台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索債求償運動的影響，也容易使得訪談錄、回憶錄在敘述戰爭經驗的過程中，偏重於某一種單一角度的回憶，遺忘了戰爭時期日常生活其他層面的事情。 本論文結論指出：將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放在同等地位比較，是因為這兩種書寫可以當成不同記錄戰爭經驗／記憶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提示，而不是印證。而藉由這互相補充、提示的過程，加上透過對外省人認同研究的討論，得知戰爭經驗／記憶在目前台灣社會已經被兩個主要族群－以閩南人為主的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分別予以「認同化」，就是認為戰爭記憶形成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屬於什麼族群的人就被認為應該要有那一種戰爭記憶，所以戰爭記憶已經被吸納、建構成解嚴後台灣各別族群認同的一環。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上，就會出現如被歸類為戰後第二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從〈歸鄉〉到〈忠孝公園〉中所呈現的不同族群的人物，他們在回憶戰爭經驗時無法溝通的書寫情境出現。